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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社会学的法的有效性概念包括行为有效和制裁有效两个内容，这个概念强调的是法对社会生活发生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并不考虑规范内容本身是否公正，规范之间有无冲突，也不涉及规范义务人遵守规范和服从制裁的动机。

有的学者试图在美国的宪政民主模式之外需求保护基本权利的制度机制，并提出了不同于美国的司法审查模式。（二）杜维明：文化多样性、文化间对话与和谐：一种儒家视角 在大会发言中，汉语文化圈的著名学者杜维明教授针对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不可调和的悖论，以一种儒家思想的视角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在讨论中，学者米奥德拉格·约万诺维奇还主张从法的有效性角度把人类尊严看作是实证法的最终标准，并认为德国或南非这样的有极权经历的国家推动和促进了人类尊严成为各自国家宪法秩序的基础价值。从此意义上看，和谐具有抽象性。他也对相反观点的理由进行批评性的审视。4)经济发展与人权促进有无联系。1909年10月1日，国际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协会(IVR)于柏林成立。

(三)加拉邦：十字路口的法官：在世界性与普世性之间 法国司法高等研究院主任安托万·加拉邦先生首先区分了全球化的世界性和普世性两种维度。小组主持人阿玛亚教授做了美德在法律论证中的地位的主要发言，她认为研究道德观念及其与证成的相关性为我们理解法律推理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不论在成文法国家，还是判例法国家，皆如此。

[18]参见舒国滢：《战后德国法哲学的发展路向》，载《比较法研究》1995年第4期。我们知道，社会事实既有非规范意义上的，也有规范意义上的。可以肯定,民间规范对其他法律方法也一样会有可能作用。如上论述，旨在说明民间规范作为法源，乃是在当今世界较为普遍存在的一种法律现实。

在这里，我们已经大体上看出因为司法判决而形成的习惯（民间规范），在该判决本身的效力已无关紧要，但因其所形成的习惯（民间规范）仍然具有效力时，法官在判案中对该种民间规范的引入，事实上与其引入前述第一种习惯（民间规范）进行判决没有质的区别。所以，民间规范作为法官进行价值衡量的一个规范前提，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古今中外的司法判决中。

又尽管辩诉交易的实施尚未真正进入到法院拟审理的司法程序中，但这这也不否定国家法律制度根据民间要求、借助民间规范，对价值衡量的一种必要安排。（或许有人问：为什么不在这里直接使用合理性基础这一概念？因为在我看来，法学上又实在法律外部意义上的合理性，也有再实在法律内部裁量意义上的合理性，与其如此，还不如放大合法性的概念）。自然，这种判例及其影响很容易就成为某种习惯。（山东大学法学院·谢晖） 进入 谢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民间法 法律方法 可能贡献 。

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判决的正当性、公正性才能得到承认并进而发挥之，背离这一前提，即使判决合法（正式法），也不会有效，因为它很难在实践中得到执行。因为靠讲理的司法在强权面前，只能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但即使如此，人们有时也会引入之以对抗国家正式法在某些环节中可能出现的问题。[11]笔者认为，中国法文化传统中司法活动的基本目的是为了平息矛盾。

第二种情形是，被法院、法官、律师或当事人用来说明其主张合理、其判决合法的民间规范与现行国家正式法是完全冲突的。但该原则的例外情形——即法官即使在有国家正式法的情形下，也有可能仍然决定适用非正式法。

这样，民间规范对识别法律渊源这一法律方法的贡献也就昭然若揭。【摘要】 民间规范作为一种实际存在的制度事实,对法律方法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基于此种问题意识,对民间法可能对法律方法的贡献的研究,应该是有益的。

对民事案件的审理，不仅要通过判决教育当事人，而且还要通过此教育、感染更广泛的民众，从而把司法判决纳入更为广泛的政治、社会控制意图中。因此，在司法活动中引入某种在一定社区内被人们普遍遵行的民间规范，不只是增强判决的说服力，而且能够真正赢得民心。融贯性是法律论证理论的又一个基本原则，它要求在进行法律论证活动时，论证过程及结论要大体上做到自圆其说，不能前后矛盾。既然如此，法官据以判断的主要社会事实其实就是指那些规范性的社会事实（广义上的制度事实）。[20]过程尽管如此，但不难想见，在法院的判决书中，还是会以法定的正当程序、实体规则做包装，最后做出不乏庄严的判决。我们知道，在现代的正式法律制度中，任何一种诉讼程序的启动，都意味着其时限的冗长、其费用的高昂、其情感代价的残酷。

因为非规范的社会事实本身是不确定的。所以，辩诉交易应当是较为典型的价值衡量方式。

限制最多的是在诉讼上（的争执）。其实，这也是法律方法能够真正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地方。

第一种情形，需要引入民间规范做出融贯性论证的可能性也很大，至少它比临时性地请求有权机关做出适用法律的解释来的更加方便、合算和理性，并且更能实现法律论证的融贯性。但即使在这里诉讼论辩活动仍然会受到法律之外的其他规范、特别是民间规范的制约。

在判例法国家，引入它其实就是遵循先例。在此意义上，这种妥协又不无意义。虽然人们可能会说：法官的判决之所以有效力，不在于他正义，而在于它是法官。即使在当代中国，当人们一方面特别强调议会（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的权威性的时候，另一方面，法院和法官有时也会（甚至往往）利用社情民意或者民间规范来弥补国家法律的不足，并据以解决争议，平息纠纷。

[16]参见[美]格雷：《格雷论习惯》，马得华译。对此，因后文还要涉及，此不赘述。

这有两种情形，其一是在和案件相关的领域，国家法律空缺。法律论证理论的集大成者阿列克西这样指出：法律论证（论辩）与普遍实践论证（论辩）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这个问题是法律论辩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仅仅适用于比较典型的法治社会。古代处理案件的情形及其对案件处理的期待，作为一种文化传统仍然回荡在今天的司法判决过程中。

就公诉人而言，辩诉交易产生了无需增加有限的公诉资源的定罪。因为在成文法国家，基本的法律就是国家制定法。在不同的形式中，限制的程度及种类是很不相同的。载《山东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当然，作为法官，还应当考虑在此种妥协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提升和扩大司法的影响，使其在未来的发展中有足够的力量不仅仅对民间规范予以妥协，而且还有足够能力施加必要的对抗、甚至通过法律论证革除陋习，而人们尚能接受之。其实，对判官而言，这里所追求的价值衡量是明显的（尽管彼时在法学上并无所谓价值衡量的概念）。

即在它作用的时空范围内，人们普遍地接受或依据该规范而行为。单就法律而言，习惯在今天不甚重要，但在英国生活中，它事实上起决定性的作用。

[9][法]勒内·达维德著：《当代主要法律体系》，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62、363页。原因就在于在这里，有关的制度保障机制往往不能提供给人们说理的机会。